羅冰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 究竟是“真相”還是捏造的謠言
來源： 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聯(lián)合辟謠平臺時間： 2018-12-03
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 齊得平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收入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前一段時間，網(wǎng)上流傳一篇署名羅冰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的文章，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zhí)筆起草的只有12篇，經(jīng)毛澤東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lǐng)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边@純屬無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謠言。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這種別有用心的編造弄得迷惑了，至今還有人寫文章進行引證，以訛傳訛。
這一謠言的制造者們，他們這樣做出于何種考慮，有何政治目的，很值得人們思考。雖是滿紙荒唐言，而且造得離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會影響。同時，在當今的社會土壤里，何以會冒出這種東西來，也很值得人們探究。
我從1950年就開始參加中共中央檔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檔案館領(lǐng)導決定將毛澤東手稿集中，指定由我專門負責保管。從此，我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還參加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等項服務(wù)工作。面對羅冰們的造謠惑眾，謬種流傳，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精神，我作為一名老檔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責任談?wù)勎宜赖恼鎸嵡闆r，尤其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文稿的情況，以正視聽。
一、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情況
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成立。這年12月，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到中南海開會，領(lǐng)受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任務(wù)（此前《毛選》一、二、三卷已經(jīng)公開出版）。我當時負責保管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檔案，他要我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澤東的講話、報告做出一個目錄，交給保管部主任吳善昌看過后，上報《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我照辦了。
1960年元旦一過，裴桐、吳善昌召集中共中央檔案保管部全體人員開會，動員、布置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工作。當時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文電手稿分散在中央檔案各卷中，需要逐卷翻閱查找。因要求急，任務(wù)重，時間緊，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大家把為編《毛澤東選集》提供文稿檔案當作頭等政治任務(wù)，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點，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查閱三千多卷檔案，從數(shù)萬件文電中，將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幾千件文稿查出，由我負責把這些文稿編制目錄，交付打印成冊（其中本館打印了兩年的目錄，另請中辦機要室、機要局各幫助打印了一年的目錄），同時將毛澤東的這些手稿一一調(diào)出來，提供給裴桐和吳善昌逐件閱覽，遴選出他們認為可以考慮選用的文稿，陸續(xù)報送《毛選》編委會辦公室。裴桐、吳善昌推薦上報的文稿共約一百余件。其中有幾十件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除了《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關(guān)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3日）等幾篇文章是根據(jù)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稿外，其余絕大多數(shù)是毛澤東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閱館藏檔案之外，還需要在社會上廣泛征集。1960年1月，經(jīng)《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成立了中央辦公廳征集小組。曾三任組長，葉子龍、裴桐任副組長。以中央檔案館征集科和中辦機要室三科為主，共抽調(diào)五人組成中辦征集小組辦公室，立即著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機關(guān)、國家各部委、北京市有關(guān)各單位和中央軍委及各總部開展起來。在各有關(guān)部門的配合下，不到一個月就征集到毛澤東手稿原件165份。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這165份文稿主要來自胡喬木處和新華社負責人范長江處。其中有幾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還親自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的選稿工作。如《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chǎn)》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從新華書店出版的《駁艾奇遜》一書中選定的。毛澤東同志寫的這幾篇文章的手稿和《駁艾奇遜》這本小冊子，都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文稿中。
二、我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工作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期間，我參與了一些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考訂等工作，深深感到編輯《毛澤東選集》是一項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情。
我參加的校對工作，主要是用檔案原稿逐件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印文。當時，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帶著《毛選》第四卷書稿的印文，來到中央檔案館，在館部領(lǐng)導安排下，我將原稿調(diào)出，用毛澤東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進行核對。核對的地點就在我的辦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讀原稿，他看印文，確保準確無誤。
我參加的鑒別工作，主要是鑒定有些一時沒有見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關(guān)于老區(qū)半老區(qū)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一文，當時《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打電話問我：檔案館有沒有毛主席起草的這個指示的原始手稿？因為他看見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檔案原始稿，是周恩來同志起草的，毛澤東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書謄清，毛澤東同志在謄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況向編委會辦公室作了匯報，說：這個指示是由周恩來同志起草、經(jīng)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檔案館。后來這篇文章就沒有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80年，該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上卷。
我參加的核實工作，主要是核實毛澤東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體數(shù)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guān)于解放戰(zhàn)爭第二年的戰(zhàn)略方針的指示》中，詳細列舉了敵軍的數(shù)字。編委會辦公室為核實《指示》中的這些具體數(shù)字，四處查找根據(jù)。在軍事科學院找不到，在中央檔案中也沒有找到，十分著急。我也急編委會所急，經(jīng)過反復查找，終于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交來的周恩來檔案中，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下的關(guān)于敵軍數(shù)字的統(tǒng)計材料，印證了指示中的數(shù)字，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我參加的考訂工作，主要是考證毛澤東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體文字和寫作日期。如為查實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關(guān)于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的寫成月份。當時，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打電話問我：“《指示》中說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寫的是‘八月十六日'，這是怎么回事？”接電話后，我查了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原稿文尾寫的確實是“八月十六日”，但從字跡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為了查清這個問題，我又查了發(fā)文的編號，編號是9月的，證明這個重要指示發(fā)文時間應(yīng)該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編輯出版的《軍事文集》（第二集）中錯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睹珴蓶|選集》第四卷中糾正了這一錯誤。
以上幾例是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務(wù)工作中的幾件小事，還遠算不上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這些情況，足以說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十分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
三、《毛澤東選集》的真相不容篡改--批駁《真相》一文的幾份檔案文獻
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收錄有1948年1月7日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同時特別強調(diào)給中央所寫的報告應(yīng)“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頁）。毛澤東同志對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是這樣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這樣帶頭做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檔案為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有毛澤東同志的文稿檔案幾萬件，這是他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羅冰的所謂《真相》一文稱：《毛澤東選集》中《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澤東寫的，最后都變成毛澤東寫的了”，“這就構(gòu)成‘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侵權(quán)問題”。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下面，我就列舉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同志的有關(guān)文章的原始文獻為證，來回答謠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實真相。因為這些文章都是被羅冰們誣指為由他人代筆的，相信廣大讀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斷。
1、《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qū)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jié)論。毛澤東同志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以下是這篇文章開頭的4頁。
毛澤東同志的親筆手稿，白紙黑字，歷歷在目。可造謠者卻硬說是別人起草的，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2、《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應(yīng)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的請求，前往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所寫提綱的部分章節(jié)。當時毛澤東同志每周到抗大講兩次課，每次4個小時，歷時3個月。總政治部把講課記錄整理出來，經(jīng)毛澤東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檔案館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澤東在抗大講《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和1940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是講授提綱第二章的第十一節(jié)，《矛盾論》是講授提綱第三章中的一節(jié)。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親自將這兩節(jié)整理收入《毛澤東選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談到這兩篇文章時說：自己對已經(jīng)發(fā)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秾嵺`論》算是比較滿意的。（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5頁）。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收藏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油印件和鉛印件的封面：
《真相》一文卻說《實踐論》、《矛盾論》不是毛澤東寫的，這不是無稽之談又是什么？
3、《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5月19日）。
這是毛澤東同志關(guān)于延安整風的重要著作之一。當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講演時，只寫一個提綱。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
以上是這篇手稿的前4頁。
而《真相》一文卻捏造說，這篇“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經(jīng)王稼祥修改的”。這種搗鬼之術(shù)，實在是荒唐可笑。
4、《論聯(lián)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是毛澤東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書面政治報告。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七大的議事日程及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同志來作，并特別說明政治報告不設(shè)準備委員會。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和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同志對政治報告的寫作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對報告的主要觀點也進行了具體的闡釋。他說：如果同志們同意這些基本觀點，政治報告修改后可以印發(fā)參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上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并說：我已改了8次。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政治報告《論聯(lián)合政府》。
胡喬木同志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lián)合政府》，發(fā)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
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同志也對我說過：“《論聯(lián)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
而羅冰在《真相》一文中卻把《論聯(lián)合政府》說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的，這不又是一個謊言嗎？
5、《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這是毛澤東同志為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橫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后來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后邊還有他的親筆署名。
手稿第1-15頁是用鉛筆寫的，第16-31頁是用毛筆寫的，均用毛筆修改過。有過兩次豎排鉛印的清樣稿。
第一次清樣稿16頁，標題原為《二十八年》。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鉛筆修改，后又用毛筆修改，增加了很多內(nèi)容。
第二次清樣稿也是16頁，毛澤東同志用毛筆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nèi)容。
以上是這篇文章手稿中的4頁和清樣修改稿的最后一頁。
而《真相》一文卻說文稿“主要執(zhí)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顯然，又是在向壁虛構(gòu)，信口雌黃。
從我所列舉的上述這些毛澤東文稿的真實情況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一文作者所編造的謠言是何等離奇，何等荒誕不經(jīng)！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編輯的，它收入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chuàng)建新中國，產(chǎn)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歷史人物的著作能夠與之相比。這些著作中所體現(xiàn)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永遠應(yīng)該倍加珍惜和不懈學習的。編造《真相》一文的羅冰們使出造謠之術(shù)，企圖瞞天過海、欺人欺世，但謠言畢竟是謠言，一經(jīng)被事實揭穿，就會被擊得粉碎。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任何力量、任何詭計詆毀不了的。他們這樣做，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檔案是歷史的見證，而歷史不容篡改！
此文經(jīng)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志的幫助，刊于《文獻與研究》2011年12月31日第60期；中央宣傳部《黨建》雜志社《學習活頁文選》2012年第2期轉(zhuǎn)載。
